Category Archives: Poverty

淺談在香港推行標準工時的可行性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全職工作人士每星期平均工作時數約48小時。而與全球各個國家地區比較,香港僅排在南韓之後,成為全球第二長工時的地區。而坊間討論立法規管最低工資時,很多時也會談及標準工時(有些人將之誤稱為「最高工時」,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假如最低工資是以日薪、週薪或月薪計算,標準工時顯得更為重要,可是政府及社會大眾較認同以較公平的時薪作為計算最低工資的單位,標準工時相對來說便變得較為次要。然而,筆者認為香港在立法規管最低工資時,就是順便為標準工時立法的最佳時機。 相對於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在世界似乎更為普及。無論是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地,都有規管標準工時,甚至連全球最長工時的南韓,亦已於近年引入標準工時的規管。由此可見,香港推行標準工時上遠遠落後於週邊地區。但筆者認為,在香港推行標準工時的時候,需要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其他亞洲地區的標準工時,大多是每週44小時,而日本及部份歐洲國家更訂於40小時。但筆者認為,香港的標準工時沒有必要定得如此低,並認為即使規定於每週48小時(等同6天工作8小時,或5天工作9.5小時),也是一個合適的水平。由於這是「標準」工時而不是「最高」工時,僱主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延長僱員的工作時數,只要提供等同平均時薪150%的超時薪酬便可以了。因此,對於很多僱員來說,雖然工作時數最終並未必縮短到標準工時,但至少可以確保有「OT補水」的權益。筆者也建議香港不應為超時制訂一個上限(亦即是反對限制「最高」工時),確保僱員可以自願多勞多得,以超時工作換取更高的工資。現時未有超時額外薪酬,不少低下階層當然反對工時過長,但當引入標準工時及超時額外薪酬之後,相信他們也不會再對工時過長有太大的怨言,因為超時工作將會使他們賺得更多,屆時可能輪到僱主不太願意給他們超時工作了,寧願再請額外人手,即是變相推動就業了。 總括來說,標準工時的爭議,相信遠少於最低工資,因此筆者絕對支持香港能確盡快落實法定標準工時。至於筆者建議的每週48小時的標準工時,雖然較其他地區為高,可是卻較為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日後假如每週工作48小時以上,之後的時數可以得到等同平均時薪150%的超時薪酬,這便確保了僱員取得超時工作的應有權益,並減少大眾對長時間工作的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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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network

Paul Yip attributes the fall in suicide numbers in Hong Kong to the joint effort by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to reach out to those at risk, including the vulnerable elderly and youths Many studies found that a lo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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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工時可行嗎?

經濟學上,有關最高工時的文獻可謂寥寥無幾。在Working Time Around the World一書裏頭,有一幅全球各地每周工時與國民人均收入的關係圖,當中兩者關係並不明顯(左、右圈分別為低、高收入國),就算有(全球合計)亦反比,可見一味死做無用。 較諸屬「價格干預」之最底工資,最高工時屬「量的干預」,經濟學上較可接受。 由法定年假至每週一日的休息日,其實已是最高工時,只不過是按年、按週計算而已,大抵沒甚經濟學家對此有何投訴。 不過,本港現爭拗的似乎不是「最高工時」,而是超時加班過後有否補水。這是僱主有否遵守合約的問題,是屬於法律而非經濟範疇。 lawg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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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升最低工資真有用嗎?

最低工資時薪二十八元實施一年多以來,有何成效?社會不但未有全面檢討,反而已有人主張加到每小時至少三十元。平白增加兩元,到底有何意義? 檢討最低工資的關鍵,不是看僱員收入的賬面數字,而應該是對整個經濟體的影響。正如美國總統大選的第一節辯論,焦點對準就業,無論奧巴馬還是羅姆尼,都宣稱要主力扶持中小企,中小企才是真正為美國創造就業職位的來源。 經濟創造力強盛如美國,也以中小企為整體經濟的主力:中小企每年為整個就業市場創造的新職位高達60%至80%,遠超跨國公司和大集團;只有中小企復蘇,整個經濟才會重新振作。 歐洲當前陷入債務危機,但德國的經濟實力未受動搖,德國的中小企多達三百七十萬家,佔德國企業總數的99.7%,產值佔所有企業創新價值的51%,創造職位高達六成;政府的目標是令德國成為「創業者之國」,集中力量優先發展中小企,政府積極降低中小企成本,幫助中小企提高資源和能源使用效率。 六百茶餐廳結業 近年香港中小企的營運成本愈發百上加斤,最近統計披露,去年有多達六百間茶餐廳結業,這類小企業營運艱難,租金居高不下,最低工資又步步進逼,不但老闆無利可圖,中小企在整個經濟體中,也日漸無立足之地。政府若再不着手向他們施以援助,長此下去,教人何來勇氣創業?就業市場勢將萎縮,豈是香港之福? 何況香港的經濟結構已經出現嚴重傾斜,即一面倒依賴地產、金融、基建,導致近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選擇日趨狹窄,同一工種,吸納人才有限;只有產業多元化,各行各業選擇多樣,才能廣泛解決就業問題。其實,自最低工資實施以來,飲食業從業員流失率增加,大型酒樓、商場的清潔工已經加薪至每小時五十,依然不能留住僱員。 相反,如果中小企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不必與大集團競爭,卻可以吸納更廣泛的就業人口,尤其是介乎退休年齡的一族;以他們的年紀,雖或已不能為大公司搏殺,但如果投入中小企,求得一薪半職,處於半退休半工作狀態,也可以減低政府面臨退休保障的壓力。 即使只從最低工資的賬面來看,從二十八元加到三十元,真的有用嗎?當前全球經濟通脹,人民幣滙率升高,不斷推高本港物價,美國又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港幣更加貶值,最低工資加多兩元,也瞬間給通脹泡沫吞沒;這兩元,真的有利民生,可以即時紓困?還是純粹為加而加,令個別政客得以從中沽名釣譽? 標準工時如百上加斤 最低工資的問題尚未解決,倡議標準工時的聲音又起;標準工時,也即設立上限。所謂「最高工時」是西方社會福利主義的產物,但眾所周知,英國在八十年代經濟迅速起飛,全賴戴卓爾夫人大刀闊斧削減福利,推行私有化,任憑市場本身的活力決定,才能理順前任留下的爛攤子,換來全新局面。 今天歐債危機深重,個別國家過度仰賴福利,最為人詬病;希臘政府破產,西班牙失業率高達25%,法國的標準工時已經很低,依然罷工頻繁,新總統上台,還要增加政府開支,影響更難以估計。 歐洲的福利主義已經百病叢生,香港的現實環境與之有天淵之別,為何必須跟從?尤其是當前租金高昂、人口密集,低技術勞工佔就業市場大多數,時薪制的工人是否真可受惠於標準工時?僱主須要記錄員工的工時資料,增加行政成本及程序,或有員工故意拖慢工作,博取加班費,又對僱主公平嗎? 香港最獨一無二之處,在於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不受任何限制,擁有自由意志;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一套,不顧香港現實而強硬推行,只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力,到頭來受損的必將是廣大打工仔。 經濟動力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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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果金到全民退保的四個方案

香港的男士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年前已高達81歲,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長;香港的女士預期壽命更高達87歲,本來在世界上屈居第二,但去年海嘯降低了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所以香港反超前,現在也是世界冠軍了。 長壽本是天大的好事,古人求之不得,但其帶來的後果人類社會仍未能適應。在二百多年前,西方國家的人均壽命也只是30多歲,莫扎特死時35歲,其實當時算不上是英年早逝。中國一百多年前平均也只是30多歲,所以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一說。 真正「噩夢」還未出現 香港人口老化也只是近年才出現的事,我去年曾在本報撰文,指出今年香港才從所謂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赤字期」,意指65歲或以上人口相對於20至64歲人口比例,以前都是慢慢減少,但今年開始,此比例則已進入上升期,而且愈升愈快。所以若說到香港人口老化,便一定要指出現在問題才剛開始,真正的「噩夢」將來才會真正出現。 此種說法雖然不好聽,但卻不能不說,否則不知應對的話,問題只會更嚴重。統計處月前更新了對未來三十年人口的推演數據,其結果也印證了上述說法。2012年香港65歲或以上人口九十八萬人,70歲或以上的七十一萬人,但到2041年,65歲或以上的將會上升至二百五十六萬人,70歲或以上的也有二百零四萬人。不過,雖則有新移民加入,20至64歲人口在未來三十年卻是有減無增,到2041年,這年齡組群的人口便會從今天的四百九十三萬稍降至四百八十二萬;但又因此組群人口並非人人工作,將來的勞動參與率若與今天的0.6大約相若,那麼到2041年時,總共只有二百八十九萬人工作,平均每一百名工作人口要負擔起八十八名退休人士的生活。 通過審查人口比例是個謎 經濟學往往被說成是「鬱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因何鬱悶?經濟學的方法是要在各種實際世界的局限中追求最優結局,這裏有理想有現實,但經濟學卻善於把隱藏的局限找出來,告訴大家為什麼某某政策方案不可行。做這也不妥,做那也不妥,怎不叫人鬱悶?這有如一些藝術家,思想浪漫,想像力豐富,喜歡在雲端過活,但務實主義的經濟學家卻要替藝術行業搞個「商業模型」、「可行性研究」,把他們從雲端拉到地下,怎不使人氣惱? 梁振英競逐特首時,曾承諾要搞「特惠生果金」。他應該早已明白隨收隨支式的「全民退休保障」在財政上不可行,但面對民粹壓力,卻又不得不尋求更多人的支持,我懷疑這是他提出「特惠生果金」這一妥協折中方案的原因。但這計劃本身便不會帶來沉重負擔嗎?我們不妨根據統計處的人口推演替「特惠生果金」及其他方案算一算賬。 曾蔭權政府留下的「生果金」制度容許能通過資產入息審查的65至69歲人口每月可得1090元,70歲或以上的則不用審查,人人每月也可得1090元。每年政府因此需要多少開支?其中的關鍵參數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可通過資產入息審查,但在此可假設有一半適齡人口可通過,原因以下才再討論。據此假設,政府近期每年要用110億元左右埋單,到了2041年就算生果金數額不變(這假設當然不真實,政客不可能不把生果金推高),因為人口老化,政府每年要為此支出300億元,代價也是不菲。 梁振英政府建議的「特惠生果金」是容許65歲或以上而又能通過資產入息審查的人每月領取2200元,70歲或以上的,就算不能通過審查,也可每月得到1090元。能通過審查的人口比例將會是個謎,但我續繼用一半人可通過這一假設。若現在實施,開始時成本每年176億元,但到了2041年,政府每年要負擔471億元,為此單一福利項目應否用掉這麼多錢,頗成疑問。 全民退保難以負擔 不少免費午餐政客正在醞釀另一方案,即70歲或以上的不用任何資產入息審查也每月可得2200元,65至69歲的則可保留審查,但後者每月可得是曾蔭權政府的1090元還是梁振英政府提議的2200元,仍未見說清楚,但應該是後者吧。按此屈指一算,現時的成本是每年223億元,但到了2041年便會高達606億元。 免費午餐政客揚言,若不取消70歲或以上人士的資產入息審查,便反對梁振英政府的方案。為什麼反對審查?原因之一是,可把不用審查的方案視作走向所謂「全民退休保障」的過渡。那麼,後者要花費多少?只要知道人口比例,這是容易計算。按照這些人士過去的建議,現在是每名65歲或以上的人每月派發3000元,三十年後也是3000元(後者恐怕無人能信),現在政府每年要為此埋單352億元,但到了2041年,每年的代價是921億元。 若福利金額稍增,每年為此項目的開支便是過千億元了,數額太大,按世界各國經驗看來,不可能不對年輕人口大幅加稅。將來要加多少,若所有工作人口都要付稅,平均每人每年要多交32000元以上,但受惠者卻是每月只得3000元。成本效益為何如此低?原因是沒有了資產入息審查的全民退保,連不須扶助的人也可得到福利。 按照以上對四個方案的推算,我們可輕易得到一些結論。從銀碼角度而言,全民退保是香港最負擔不起的方案。香港今年8月政府財政儲備是6480億元,就算加上金管局歷年積累下來的5910億元基金結餘全部都可用光,每年過千億元的額外開支,又可支持得了多久而不用違反《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政客提出的不用審查即付2200元的方案,到了2041年的代價是每年606億元,其實在2031年以前財政儲備早已被它消耗殆盡,不用等到2041年了。 否決方案可避危機 至於梁振英政府的方案,到了2041年開支每年也達471億元,數額同樣驚人,只是稍未及以上兩個方案嚴重吧了。政客威脅要否決這方案,我看這個威脅很好,否決便否決了;好得很,政府可重用既有方案,避開一次將來會出現的財政危機。 我贊同否決,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在香港未來的人口結構下,任何由下一代支付的跨代式退休保障都會造成嚴重的財政困難。自己儲蓄、自己準備退休保障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第二,政府不斷發話,說雖有資產入息審查,但尺度一定會十分寬鬆。這是完全錯誤的方向,大量道德風險的活動會因而出現。 65歲或以上的人口,大多沒有收入,容易滿足入息審查條件。至於資產審查,政府又不用計算自住物業,流動資金交給子女或親友代管便可,政府若寬鬆審查,如何會有效果?在美國的華人社會中,大量退休長者都有隱藏資產,瞞騙政府的技能是深植華人基因之內的。審查一旦從寬,誠實的長者眼看其他人可輕易騙過政府,怎會不心懷怨憤,有樣學樣? 我上文假設的只有一半人會通過資產入息審查,已是保守的預算。有寬鬆的審查放在前面,為了退休作準備的人除了隱藏不了強積金中的資產以外,儲蓄的意欲大有可能減弱,因為儲錢愈少,愈能得到政府資助。 人人派錢後患無窮 化解上述困難的方法是資產入息審查要從嚴,而絕非寬鬆,使人知道不誠實的代價很高。每月所派發的金額也不能太慷慨,否則吸引力太大,會引發大家都想欺騙政府。若退休福利將來變得非常慷慨,像意大利等欠下巨債的國家那樣,還會出現另一情況,大量35歲以下的年輕人乾脆留在家中不事生產當「啃老族」,靠政府資助其父母的福利金過活。社會若退化到這種境界,則連政府的赤字也算不上是最糟糕的事了。 倘若政府不願做或做不到嚴格審查,從而保證不了只是最需要幫助的少數人才得到資助,那麼政客建議的70歲以上不用審查的方案,對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中產人士可能更可接受。這些人一直都是香港的主要納稅人,但福利從來都與他們擦身而過,有資產入息審查的話,他們會得不到什麼福利只有付出,沒有得益,心中甚感不公。 從香港總體利益看來,增加福利金額而又沒有嚴格的資產入息審查會引致財政危機,採用上任政府留下的方案會安全得多。做不到這點,人人派錢雖然後患無窮,但中產長者卻可因此有錢每年去一趟歐洲旅遊。免費午餐政客的取態竟弔詭地與我的接近。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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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panel bid to delay elderly allowance

Pan- democrats want Finance Committee to adjourn discussion of HK$ 3.1b funding request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get lawmakers’ backing tomorrow for a HK$ 2,200 allowance for the elderly poor is in danger because pan- democrats plan to force a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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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ping means test will prove costly

I think there is unanimous public approval for the proposed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of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instead of the “fruit money” originally provided, senior citizens aged 65 or above will be entitled t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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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ee market is no panacea

Hong Kong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singled out by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as the freest economy.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is made of the interventionist rhetoric of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in outlining his governing philosoph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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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den to ease

Stephen Fisher says Hong Kong must address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and identifies five key groups that will require particular attention from the new Commission on Poverty It should deal with the main issues first, not wrangle over thing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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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test is part of prudent budget policies

I share Bess Tsang’s view that the means test for the proposed HK$ 2,200- a- month old age subsidy should not be abolished (“Why means test must not be scrapped”, October 22).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is great financial inequalit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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