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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自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大遊行以來，另一次社會集體覺醒的運動。在這兩次運動中，公民社會除了對政府管治班子失去信心之外，對自由空間可能收窄，以致影響下一代的思想自主，都感到非常憂心和憤怒！ 我們向政府、中央和世界說：香港的未來，我有份！請不要漠視我們珍惜的文化核心價值、包括自由而隨便「規劃」我們的前途！這不是個別要求選票的政客煽動的結果，請不要誤判形勢！相反，若民氣得不到善導，而是再一次受到漠視和「敵我矛盾化」，只會令香港再難安定，誰會樂意見到？ 親身參與「港人治港」 為什麼政府做「足」諮詢，但當宣布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卻會引起那麽大的反對聲音？若我們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抽起，而代入任何一項政府重要政策，反應也會那樣激烈嗎？也許，香港社會已經發生變化，香港人正產生強烈的主體歸屬感，對香港往何處去、如何「規劃」及與大陸的關係，都不再相信政府問責官員、代議士、學者或「高效率的公務員」可以「代勞」的了。 既然《基本法》應許香港有高度自治，我們不應假設「溫水煮蛙」的必要，相反，卻要親力親為參與「港人治港」。政府和親中人士若有意無意地把香港應有的自治範圍拱手相讓予大陸，得到「出賣港人利益」的批評便在所難免了；月前，在反國教運動高峰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秘密訪京後引發的社會輿論，便是一例。 香港社會重視程序公義，教育局須經正常公開招標程序，把資助教育活動的撥款交予合資格機構，並要求其審批外判工作的程序符合客觀標準，負責機構還應提供年度財務報告予教育局檢視。看來，自《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手冊》）等事件曝光後，政府已汲取「教訓」，重回「正軌」。不過，這只是最基本行政系統可以盡快修正的地方——做事「有規有矩」；若涉及政策方向和內容的制訂，卻是官僚最無能為力之處，應借助專業人士提供意見。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學理根據貧乏，把「國民」取代「公民」以作科名、「結論先行」、歪曲教育理念……，不似出自受過嚴格教育專業訓練的官員之手。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政策和課程制定，香港的水平竟如此不專業，就算做到上述審批撥款的程序公義，也是完全不到位、不及格的課程政策工作。 「非敵即友」想法狹隘 既然公民社會已動員起來，現在就讓各界走在一起，重新審視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定位，甚至成立「學習社群」，當中政府只是其中一位持份者：沒有前提（開科與否）、但有原則（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地共同探索，才是較合理的「起錨」方式。凝聚共識，建立互信，此其時也。 有人說，回歸十五年，「人心未回歸」！這些人對此有份迫切的責任感去催促香港政府，有計劃地在公務員體制內、教育體制內、青年事務方面推行「國民教育」。香港在中央眼中，一直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地方而已，所以香港不是港共的「家」，只是報效黨國集團的場地（故可派他們往其他地區「報效」），一切人和物都是資源和工具，供他們和中央去「打算」和「利用」。他們在港善於「統戰」，軟硬兼施，甚至奔赴前線（參與各有關單位的國內交流團，觀察學員的「進步」，謄寫「報告」；或主持研討會及講座，向觀眾曉以「一國兩制」的大義），勞心勞力，與向中央伸手要利益而不做「事」的政客，有更強的「危機感」和「承擔感」。 他們多用「以我為主」、「敵我二分」的「鬥爭」邏輯處事和思考，一如在《手冊》中，作者醜化「華盛頓模式」，美化「中國模式」，刻意不再處理「第三條路」的「布達佩斯模式」；他們把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如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撥入敵方陣營（即所謂「反對派」），再「暴露」該陣營屬於有外國勢力撐腰的多黨制民主「負面」模式（故導致爭端不絕內耗無效率），最後甚至順着一些國內學者的「論證」，視目前的執政共產黨直線繼承中國道統政統，一種合情合法合理的「中國天朝主義」的獨特模式便給突顯出來。 在此論述中，我們看不見「第三條路」，一切歸邊，非敵即友！通過「二分法」，造成刻板思維和「自豪感」，動員歸順的人去做「人心回歸工程」。他們要把信仰「敵對陣營價值」的青年「搶救」回來，為香港培養「愛國愛港」的下一代，並從中選拔他們（及中央）放心的治港接班人，繼續為中央把香港「打算」和「利用」，為香港的「長治久安」作重要貢獻。 革命是要奪權的，有了權卻怕別人奪去，惟有繼續製造敵人，號召群眾，打擊敵人……，這是任何專制革命政權的存在焦慮。在民主自由多黨制議會政治成為世界現代文明時，「愛國」人士如何論證「中國模式」的優越、「中國不能行多黨制議會政治」，實要花很多工夫；但香港學生要接受同樣的「論證」才會理性「愛國」嗎？ 若我們的「人心回歸工程師」是如此定位自己的神聖工作，用鬥爭心態、敵我二分的邏輯去理解「反國教運動」，他們看到什麽？他們以為黄之鋒等人一定給「反對派」（最易做的歸邊法）利用，成為政治鬥爭工具而不自知；他們以為家長、學者及其他社會人士的「反對派背景」才堪注意！這種不必細嚼反對內容而把異己歸邊的「結論先行」心態，可以為理性交流留下多少空間？事情的詮釋只有他們的鬥爭邏輯那一套嗎？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的公民形象嗎？香港未來的下一代向誰學習開放的公民精神？以及向誰學習關心香港及祖國的未來？ 「公民廣場」找到公民 從包圍政總，成立「公民廣場」那刻開始，我們看到什麽？當我坐在「政總」和「中大」的「公民廣場」中，間中聽到一些看客就算聽不到台上叫喊什麽口號，都隨着大叫幾聲去支持時，當我聽到一些不屑論證而呼籲群眾大喊「撤、撤、撤」時，確令我警覺反智的起哄可以在任何主題的社會運動中發生。 不過，令我安慰的更多：年輕人大汗淋漓分工合作、自發把垃圾分類及建立垃圾站、讓座予老人家及有小孩的家庭、嘗試有理據地把反國教的「方方面面」交代清楚、把嚴肅課題轉化成趣味的嘉年華式的共享共學的經驗……。這不是一次活生生的公民—國民教育嗎？主辦者不是因為關心自己的香港的未來而主動建立「公民廣場」的一切嗎？ 在《建黨偉業》中的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街頭振臂一呼，控訴祖國的腐敗時，與我們的黄之鋒們在「公民廣場」上反對洗腦，究竟有沒有大分別？在廣場裏，人心不更加回歸到大家珍惜的文化核心價值嗎？我們對輕易放棄自由民主人權的做法加以鞭撻，這份憤慨，難道真的因為我們給反對派利用？真正愛國的公民只有做馴服歸邊、支持執政黨施政的「愛國者」？ 我想告訴各「人心回歸工程師」：在這幾個月的反國教運動中出現的，是香港公民社會再造的人心凝聚工程，是為守護文化核心價值，必須親身參與「港人治港」的「集體意識」的共同體認！在每一個呼喊背後，是純潔良知的靈光一閃！請你們放下鬥爭心態、放下敵我思維，以香港為家，香港公民的可敬可愛一面，必令你讚嘆不已！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